PHOTO/巴福斯影業
TEXT/細拉，轉載自《境界》
托尼羞辱亞西爾，也被亞西爾羞辱；官司鬧上法庭，隨著辯護的深入，雙方角色不斷在侮辱者與受辱者之間轉換。亞西爾給了托尼一拳，反過來也被托尼打；和解的邏輯在於要“扯平”嗎？暴力的邏輯卻是不斷把受害者變成加害者。在真正的無辜者那裡，藏著和解的希望。
剛剛過去的5月14日，美國終於將駐以色列大使館遷至耶路撒冷，總統特朗普早就聲稱這將有利於地區和平，他稱這一天是“以色列偉大的一天”。
就在同一天，數萬巴勒斯坦人在加沙與以色列交界地區抗議，在與以色列軍隊的衝突中，數十名巴勒斯坦人喪生，近三千人受傷。如果算上過去六周左右在衝突中的總傷亡人數，已經有超過1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萬多人受傷。同樣在5月14日，久未露面的“基地組織”頭目紮瓦希裡，公開號召穆斯林對美展開“聖戰”。
可以預見，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該地區各族群、宗教群體之間的衝突將因為使館遷址事件繼續加深。
時間再往前撥一個月，4月17日，柏林街頭的一名男子因為佩戴猶太小圓帽，而遭到三名阿拉伯男子的辱駡和毆打。被毆打的男子叫亞當·阿默什（Adam Armoush），有著阿拉伯人、猶太人和基督徒的血統，他本人對中東地區的衝突並不關心。其中一個毆打者是19歲的敘利亞人，他一邊用皮帶抽打亞當，一邊大喊：“猶太人！猶太人！”整個過程被錄成47秒的視頻發到網上並迅速躥紅。
一邊是在耶路撒冷表現強硬的以色列，一邊是47秒視頻爆紅所揭示出來的歐洲被伊斯蘭化的危機。背後深藏的問題仍然是族群的衝突與撕裂。–“如果沙龍從開始就滅絕你們該多好”
今年3月，黎巴嫩著名導演齊德·多爾裡的電影《給我一個道歉》獲得第九十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提名。此前，該片的男主演已獲威尼斯電影節最佳男演員獎。這部關注中東族群衝突的影片，在巴勒斯坦電影節上遭到滋事分子衝擊，被迫取消了閉幕片的放映。
故事發生在黎巴嫩，這是一個族群、宗教、派別林立的國家，國內的什葉派穆斯林、遜尼派穆斯林和天主教徒（馬龍派）之間維持著相對平衡，首都貝魯特有“東方小巴黎”之稱。然而1948年5月以色列建國引發的第一次阿以戰爭，造成了近十萬巴勒斯坦難民湧入黎巴嫩，打破了黎巴嫩國內脆弱的政治平衡。巴解組織的武裝勢力進入，致使局勢惡化。1975年，身份不明的槍手沖進教堂槍殺天主教徒，黎巴嫩爆發了天主教馬龍派與穆斯林及各派之間長達十六年的內戰。
一位曾經歷內戰的黎巴嫩天主教徒加百列（Brigitte Gabriel）在《Because They Hate》一書中回憶說：“在三次難民潮中，我們伸開雙手接納巴勒斯坦人，他們卻把這東方巴黎變成人間地獄。”這種感受在黎巴嫩天主教徒中很有普遍性。
影片一開始就將兩位男主角放在一場看似莫名其妙、卻又不可調和的矛盾中。黎巴嫩天主教徒托尼陽臺的水管破裂，陽臺漏水淋到正在施工的的巴勒斯坦難民也是管道工程師亞西爾身上。後者敲開托尼的家門，希望獲得允許替他維修管道，卻吃了閉門羹。當亞西爾克制地從戶外將管道修好之後，托尼卻拿起榔頭把修好的管道砸碎，將衝突推向高潮。忍無可忍的亞西爾罵道：“你這個混蛋”。
至此，一場因管道引發的衝突正式開始了。“管道”在這部電影中頗有象徵含義，托尼將管道砸碎的同時，也意味著人與人之間溝通的管道破裂了。亞西爾和托尼身邊的人都充當著修復者角色。首先是亞西爾的上司，他試圖讓托尼意識到亞西爾不過是按職責行事，同時希望亞西爾向感到受辱的托尼道歉，儘快息事寧人。但當自認沒錯的亞西爾最終在上司和妻子的勸說下來找托尼道歉時，托尼卻吐出一句：“如果沙龍從開始就滅絕你們該多好。”這句話的殺傷力比一句“混蛋”大多了。
以色列前總理沙龍，在以色列獨立戰爭以及三次阿以戰爭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是以色列人眼中的英雄，卻是將巴勒斯坦人趕離家園的罪魁。特別是1982年，為了清除藏身黎巴嫩的巴解組織，以色列軍隊進入黎巴嫩。在巴解組織撤離黎巴嫩之後，1982年9月貝魯特附近的難民營發生了一場針對巴勒斯坦難民的大屠殺，屠殺的主要參與者是黎巴嫩天主教政黨控制的武裝力量，但聯合國的調查認為“以色列對大屠殺負有直接責任”，而時任國防部長的沙龍需對“忽視大屠殺和復仇事件的存在可能性負有個人責任”。
因此，當托尼說出“如果沙龍從開始就滅絕你們該多好”時，深感受辱的亞西爾一記重拳打斷了托尼兩根肋骨。
“不，我們不是兄弟”
影片的主要情節是在法庭辯論中展開的。這場理性的法庭辯論，抽絲剝繭地讓我們看到隱藏在表面衝突之下的深層原因。那些莫名其妙的憤怒背後有著合乎邏輯的理由。
法庭辯論的焦點很快就鎖定在，本來要向托尼道歉的亞西爾究竟為什麼忽然揮拳擊斷對方兩根肋骨？最初兩人都對托尼侮辱性的言語諱莫如深，而當律師在法庭上將托尼的話公之于眾時，案件就不再只是關於兩個人之間的口角了，它攪動了黎巴嫩社會中潛藏已久的族群矛盾。這不再是托尼對亞西爾個人性的侮辱，而成了黎巴嫩本地人對巴勒斯坦難民群體的侮辱。
作為原告，托尼聲稱自己是受辱的一方，但隨著真相展開，看上去真正受辱的是亞西爾。托尼點燃了巴勒斯坦難民群體的仇恨，案件究竟如何結束已經不僅是一場個人官司，恐怕也將引發一場政治危機。
和解是影片的關鍵字。亞西爾的上司希望和解，他不願意公司的利益受損；托尼的妻子希望和解，她不願意因為小小的口角帶來家庭的不幸；亞西爾的太太也希望和解，因為作為難民寄人籬下朝不保夕。但希望一個個破碎，和解看似無望。接著，政客們也希望和解，因為真相不堪追問，內戰中不同派別互相殺戮，幾乎每個黨派都已經相互結盟並最終互相背叛過一次。最後案件驚動了總統，總統親自作調和人，將雙方聚在一起，尋求庭外和解的可能。總統說：“把你們的爭端放在一邊，為了國家利益……我們生活在同一個國家之內，我們是兄弟。”托尼說：“不，我們不是兄弟。”
他強硬的態度似乎不可理喻。辯護律師最終找到問題的根源。托尼出生在黎巴嫩著名的香蕉產地達莫爾，那裡是天主教馬龍派信徒的聚居地。
影片藉著托尼的辯護律師說，平靜的生活在1976年1月9日被打斷，巴勒斯坦民兵和黎巴嫩的穆斯林武裝、左翼勢力聯合圍攻達莫爾。“經過12天的戰鬥，達莫爾失守。侵略者沖進村子，俘虜了很多年輕人，把他們聚集在廣場上，靠牆站著，殺死他們。他們搜尋每一個角落。命令是不放過任何人，每個家庭都被處決……孩子們、母親們、父親們和祖父母們。超過500人死亡，22000人成為難民。”托尼的家在離村子500米的地方，6歲的他是這場大屠殺的倖存者。
亞西爾是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戰爭製造的難民，而托尼又是巴勒斯坦民兵製造的難民。近半個世紀的歷史創傷刻在托尼的心裡。黎巴嫩內戰已經結束，正如律師所說，之後“他們重新打開通向達莫爾的道路，就像一輛卡車翻車了，或者撞倒了一隻狗那樣無所謂”。刻在托尼心中的傷痕對於整個國家來說微不足道。
這解釋了為甚麼托尼看見亞西爾這個巴勒斯坦難民的時候，說出具有強烈侮辱性的話。無論是愛還是恨，都需要一個物件和出口。除了站在面前的亞西爾，托尼竟找不到別的。
和解需要認同、承擔和受苦
影片一直想要找到“和解”的答案，揭開托尼四十年前的舊傷並不意味著會自然帶來和解。托尼一開始就說，“我只需要他向我道歉”，實際上他要的更多。他需要兇手得到懲罰，正義得到伸張，罪惡得到審判……但在托尼心中的法庭上，只有原告，被告是缺席的。只有對罪惡的控訴卻沒有人接受訴狀。而在影片中的法庭上，被告席上站著的是同樣在戰爭中成為受害者的亞西爾。
亞西爾瞭解到托尼情緒背後的原因後，來到托尼的工作間。和解開始了，但並不是以我們想像中溫情的方式。亞西爾叉腰站在托尼幾步之外，開始就托尼的苦難羞辱他，招來托尼的一記重拳。影片給我們看到，和解的邏輯似乎是雙方要“扯平”：托尼羞辱了亞西爾，亞西爾又羞辱了托尼；亞西爾給了托尼一拳，反過來又挨了一拳。但我想電影真正要表達的是和解需要認同、承擔和受苦。
亞西爾之所以要挨托尼一拳，不是因為他要和托尼扯平，而是因為他意識到托尼心中的仇恨需要一個具體的承擔責任的物件。四十年前巴勒斯坦人向托尼一家所犯的罪行，不會隨時間流逝而自動消失。導演的聰明之處在於，他為我們塑造的亞西爾並不是四十年前大屠殺的參與者。現在亞西爾作為一個軟弱的無辜者，認同了自己族群向托尼所犯的罪，將之擔在自己肩上，接受託尼拳頭的審判。
影片通過不同鏡頭暗示我們和解的希望已經到來：托尼重訪自己從前居住的小村，他已經卸下壓在心頭的重負；暴雨中，托尼從陽臺探出頭去，發現破裂的管道已經修復好了。
影片藉著高超的敘事技巧，向我們展現個人之間、群體之間艱難的和解之路。導演沒有簡而化之地用愛作為萬能鑰匙，相反，無論親情、愛情、政治和時間都無法“拆毀中間隔斷的牆”，這牆不僅橫亙在族群之間，也橫亙在人的心裡。而只要這牆仍未拆毀，就會一代一代不斷製造新的矛盾和衝突，新的一代也將在歷史積怨面前成為新的犧牲品。
儘管亞西爾並非全然清白，他也曾在約旦襲擊一名給難民發放食物的工作人員。但在艱辛的探索之後，影片讓我們隱約窺見一個無辜受苦者的影子和一種和解的可能——最終和解的途徑必定超越法律層面，需要無辜者的犧牲和替代。
歷史中，誰是受害者誰是加害人？
和解也是米洛斯列·沃弗的經典著作《擁抱神學》的主題。在結束一次講座之後，沃弗被問到“你能擁抱一個塞爾維亞士兵嗎？”當時，塞爾維亞好戰分子正在沃弗的祖國執行種族滅絕行動。對這個尖銳的問題，沃弗說：“不，我辦不到，但身為耶穌的門徒，我想，我應該能這麼做。”《擁抱神學》講述的就是一個不願意被仇恨塞滿的靈魂艱難地向仇敵伸出的膀臂。
沃弗發現一個以排斥為基調的社會是沒有和解希望的，人們在種種對“他者”的排斥行為中，在受害者與加害者的身份之間循環往復。“在暴力的本質上，受害者和侵害者之間有種糾結不清的關係，暴力往往纏住受害者的心，以防禦反應驅策它行動”。巴勒斯坦難民和黎巴嫩天主教徒同時都是受害者，也都是屠殺異族的參與者。因為人的敗壞，我們失去衡量罪的客觀標準，因此，沃弗說：“救贖不能夠單靠在道德上指定是非對錯，因為每一個人的心都被罪所玷污。只有那完全無辜的受害者——被釘死在十架的彌賽亞，才是惟一答案。”
無論是亞西爾還是托尼，過去歷史中的傷痕在他們心中都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一旦印記被羞辱喚醒，雙方都被報復的渴望轄制，他們的心靈卻都仍未得釋放。救贖，對於亞西爾和托尼來說，不僅意味著安定的生活、幸福的家庭……不僅包括從欺壓行為所造成的苦難中得到解放，也包括要“從欺壓者行為所犯下的不公中得到釋放”。需要救贖的不僅是托尼和亞西爾的身體，還包括他們的記憶。他們同在受辱的記憶中受苦，而只要報復的苦毒未得醫治，和解就沒有希望。
和解的希望不是受害者的報復，而是受害者的饒恕。沃弗認為，悔改是和好的第一步，不僅迫害者需要悔改，受害者也必須要悔改，尤其是為迫害者所造成自己的心理影響悔改，求神不要允許自己像敵人一樣。“乍聽之下，我們會覺得對受害者極不公平，但只有這樣做，才能讓他們不致於變成和迫害者一樣”。當我們認為別人虧欠我們的時候，我們同時要意識到自己也虧欠了神。
饒恕是基督十字架的重要意涵，如果我們想要真正的和解，就不得不抬頭仰望那位真正的無辜受苦者——耶穌基督。十字架是神擁抱敵人的結果，我們本來是神的敵人，但“基督伸展雙臂，是在自身中挪出空間接納敵人的進入”。耶穌通過十字架指出加害者和受害者雙方的罪。正如耶穌為了擁抱人，而要忍受被人棄絕、被殺之苦，我們若要和仇敵和解也需要向耶穌支取那種不可思議的能力。
我所有的仇恨，都被基督的憐憫取代
專門服事穆斯林的機構“新月計畫”的創辦人福阿德·馬斯裡（Fouad Masri），從小在黎巴嫩首都貝魯特長大，“整個青少年時期，經常目睹到自己的朋友和鄰舍，死在以色列人或巴勒斯坦人的手下。這使我的心中，對巴以雙方都產生了深仇大恨”。
談到當時黎巴嫩內戰的情況，福阿德說：“衝突升級，社區裡的巴解士兵越來越多。無論你去哪裡，都會有關卡。在民兵的眼裡，沒有什麼地方是神聖或不可侵犯的。黎巴嫩戰爭，主要是在城市和居民區中發生戰鬥，攻擊的目標是旅遊點、酒店區和郊區。武裝分子在教堂和清真寺裡戰鬥，燒毀宗教標記物，殺害宗教領袖。人的生命一文不值。戰鬥者對婦女、兒童和手無寸鐵的平民，毫不尊重。有的人被殺，僅僅是因為他們來自城市的不同地方，相信不同的宗教。”
仇恨肆虐在族群之間，也在福阿德心中蔓延。但當他聽到耶穌的話“凡恨弟兄的，就是殺人的”，他才發現問題的根源所在。“我發現這場內戰就是起源于弟兄和鄰里之間的彼此相恨。仇恨代代相傳下來，在孩子還很容易受到影響的時候，就把這種思想灌輸給他們……這場戰爭並非爆發於1975年4月13日，而是始於更早的年代，當來自不同宗教和民族的人開始彼此心懷仇恨時，戰爭其實就已經開始了。殺戮是我們從仇恨的種子所結出的果子。”
基督的話在福阿德心中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力。“如果祂所說的是對的，那意味著我對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的仇恨，使我跟別的殺手並沒有什麼兩樣。在神的眼裡，我不只是一個罪人，而且還是一個殺人兇手。”
這個嶄新的發現不僅使福阿德邁向耶穌，同時也使他邁向仇敵。“當我在貝魯特美國大學（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的校園裡遇到老同學納迪姆時，我看到了改變的證據。納迪姆是巴勒斯坦人。我發現，我對他的所有仇恨和敵意，都已經被基督的憐憫取代了。”
幾年之後，他在韓國遇見一位從以色列來的猶太人基督徒，就問他在以色列聚會的情況。對方的回答令他大吃一驚，這個以色列人在一個阿拉伯基督徒的聚會中敬拜。“在主裡，他們是我的弟兄姊妹。”對方說。
福阿德突然認識到：“解決中東持續不斷的危機的方法是饒恕——從恨到愛，價值觀的改變。若耶穌基督賜下能力，使巴勒斯坦人能夠對以色列人說‘我饒恕你’，以色列人也能夠對巴勒斯坦人說‘我饒恕你’時，和平就會降臨。如果以色列人繼續教他們的孩子憎恨巴勒斯坦人，反之亦然，那麼，和平永遠都不會臨到中東。”
影片結尾處，托尼剛出生的女兒已經轉危為安。在新生命面前，人們再次擁有一個機會：可以選擇不再用仇恨澆灌生命。
編按：文章獲得《境界》（微信號newjingjie）授權刊登，並於2018年7月號《電影心》作截錄刊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