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了慈心、憐憫，在希臘原文意思指一個人看見另一個人的需要，動了愛和關懷之心，甚至別人的痛變成了他的痛。正如耶穌在《聖經》中多次動了慈心，醫好病人，也醫好他們的心。余惠賢院長早在從醫生涯的起點，便經歷過一次體會病人的痛苦，這痛至今還留在他的心裏，時時刻刻提醒他要做一個效法耶穌的醫者，不但要用精湛醫術治療病人的身體，也要將上帝的愛注入病人的內心，醫好受傷的心靈。因為上帝創造我們是有靈的活人，靈性與身心是互動的，治療身體，也要照顧心靈，這也是余院長的使命。
當醫生並非余院長從小立下的志向，他的父親當時替一位牙醫工作，那年代香港牙醫很罕見，也沒有這一科可供修讀，父親遂想送他到澳洲讀牙醫。可是隨着漸漸長大，余院長身邊許多同學都立志從醫，在朋輩影響下，他也萌生讀醫的念頭。
他去了加拿大升學，卻沒成功考入醫學院，輾轉留學再回來香港大學完成學位課程。雖然留學之路比其他人迂迴，卻在這離奇曲折的過程中，在加拿大蒙特利爾華人基督徒團契決志信主。「若非去了加拿大，我不會信主，若非我信了主，我不會回來香港。」也就沒有今天的故事。
憂傷的病患 失落的靈
醫科畢業後，他到瑪麗醫院實習。80年代並非每個腎病病人都能接受洗腎，當時洗腎費用十分高昂，甚至有一個委員會專門審查病人背景是否合乎洗腎資格。「首先不能超過50歲，要已婚，有小孩，有工作，並且身體狀況能承受腎臟移植。符合上述資格，方能接受洗血。」
80年代初，香港開始引入洗肚治療，實習中的余院長剛被調到腎科病房。「未符合洗血資格的病人，要每星期到醫院接受洗肚，現在洗肚我們是用軟膠喉管，當年可是用硬膠喉管，用一枝又長又幼的針刺穿肚臍下方的肚皮，灌入洗肚水。」光是聽着已感痛楚。
「那時我認識一位40歲左右的病人，外貌頗精壯，肚皮上卻滿佈針疤，每星期來洗肚我都要用針刺他一次，完成洗肚後又縫好針孔，不斷重覆。」
有一天余院長下班時，看見那位病人獨個兒站在瑪麗醫院前的斜路上，凝視着西面的大海，面目憂愁。「我看見了他，然後就這樣下班去了。過了一段日子，我一直沒再見過他，他也沒再來醫院。那段日子我一直在想：或許他趕不及到醫院治療？或許他感到人生沒有意義，最終選擇了結生命？後來我繼續在腎科，也遇過有些病人受不了疾病煎熬，跳樓輕生，令我覺得，生命實在很不公平。」
洗腎對病人來說是長期作戰，也是肉身和心靈上的折磨。所以當1982年余院長畢業於香港大學醫學院及完成實習後，加入了播道醫院，為要服務本地的腎衰竭病人。兩年後，他遠赴美國深造，並在芝加哥Loyola大學醫學院任職助理教授。
「在美國的腎衰竭病人，不用像在香港般接受篩選，只要你有腎衰竭病便能接受洗腎。慶幸那時我遇上了一位名師，在那裏我汲取了更多經驗，立志將來要把這些經驗及知識帶回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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