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著名作曲家黃安倫，從出生一刻起便與音樂為伴，7歲那年，當其他小孩一筆一畫地學字之際，與鋼琴形影不離的他已完成個人第一本鋼琴曲集；27歲更成為中央歌劇院最年輕的駐院作曲家，期後入選《世界名人錄》和《中國百科全書》，被譽為當代盛產的華人作曲家。
這位才華橫溢的音樂家，如何從主領受編寫聖樂的使命？他又如何承接先賢的棒，將聖樂發揚光大？
被揀選的器皿
1949年出生的黃安倫，成長於基督教音樂家庭，耶穌的名字對他而言絕不陌生。「父母讓我從小讀《聖經》，也把音樂知識灌輸給我，我長大後順理成章修讀作曲專業。」與生俱來的音樂天分，加上刻苦磨練的幹勁，黃安倫的音樂造詣自然高深。
短短十多年間，黃安倫創作了多首旋律優美、種類多元的傳統風格作品，擅長以靈活的音調突顯中國傳統樂器之美。時間來到1988年，一封來自黃永熙博士的信即將成為黃安倫創作生涯的轉捩點。
「黃博士是我父親的好友，他看過我早期的聖樂合唱作品後，撰信鼓勵我寫一首具中國風味的聖樂，他會親自在翌年舉行的第九屆世界華人聖樂大會上指揮。我當時嚇一大跳，在那個年代，我們大多唱西方聖詩，如《普天頌讚》、《生命聖詩》，中國風味的聖詩幾乎沒有，即便有，也是從傳統的民謠填詞編成。」
黃安倫坦言當下雖不知所措，卻也促使他思考中國特色與聖樂的連結。「黃博士給我的任務，改變了我的創作風格和方向，隨後我寫出了《詩篇150》，沒想到會成為今天幾乎每間華人教會都頌唱的詩歌。」
後來適逢建道神學院100周年，在黃永熙博士介紹下，黃安倫認識了當時的建道神學院聖樂系主任譚靜芝博士（後成立香港聖樂促進會，擔任會長兼主席），並獲邀編寫大型聖樂作品《啟示錄》，那次邀約彷彿是一條線索，讓黃安倫意外發現原來他的祖輩與建道神學院有段淵源，信仰的傳承更可追溯至四代以前。
「我兒時的印象被慢慢勾起，我依稀記得爺爺好像與建道神學院有些關連，回加拿大後我向叔父黃飛然詢問，他隨即找出幾張黑白照，其中一張是當年中華聖樂團的成員，我看見年少的黃永熙博士和我的父親黃飛立，原來我父親18歲時隨黃永熙博士參與了上海聖樂團的工作。」
再來是一張在廣西梧州的開明建道兩校青年會師生合照，攝於宣統二年三月（1910年）。「相片中坐在中間、身穿西裝的華人就是我爺爺，他身旁坐着一名西方宣教士，雖不知道爺爺是甚麼職務，但總算得知他後來擔任了中華浸會聯會總幹事。」
如此算來，黃安倫是第三代基督徒？誰知叔父說不是，再取出一張珍貴舊照。「我看見一個年長者身穿清朝袍服，坐在一群長輩之間，叔父說這是我的太爺，他是1830年代的西方宣教士的中文教師。我當時非常驚訝，想不到上帝的恩典在多年前已經一代代傳遞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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